来京学习、工作、生活已30个年头往上数了，也算是事业上的而立之年。苦恼、乐趣始终相伴，苦中有乐、乐中有趣，它们像一对孪生兄弟一起做伴，共生共存相得益彰。
我于1957年8月10日（阴历闰7月14日）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市，合肥这座城市不大，在我印象中骑自行车20多分钟就能绕城一圈， 当然，现在可大不一样了。这座城市有三国时期的逍遥津战场和曹操点将台；有为宋朝包拯建的包公祠（包河公园）；清末大臣李鸿章的故居；这些多多少少体现了这座小城的历史文化底蕴，不然，安徽的省会怎会落在此城。那时，因家庭生活条件不好，不满周岁我被抱给别人家，因为奶奶和哥哥的哭闹，所以母亲又把我抱回来。父亲依据家谱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中的排辈轮到“家”字辈，以及“抱出去又抱回来，家里留着吧”，故取名“骝”，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我们家住在市区中心地带的仁爱巷 ，一个具有传统儒家文化名字的地方，文革时期被改为红星路，直到现在这个巷名也没有改过来。记得上小学（南门小学）时，我的文化课不算最好，但图画课是最棒的，因为我喜欢。
1971至1976年在合肥第7中学读初、高中，记得72年“教育回潮”，学校经常组织文化课竞赛，我们6班样样全校第一，后来升高中时，学校硬要把我们6班给拆了。上高中了，学校也不抓文化课了，闲着无事，在自家的院子里养了很多品种的金鱼，非常好看。1975年暑期，经家里同意坐火车前往河北迁安看望我家大哥，头一次坐火车又那么长时间，兴奋、高兴，沿途淮河上的长长的驳船、黄河大桥、泰山的雄姿既新鲜又神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方的群山,山势峻拔，山石垒出的农舍错落有序。在假期快要结束时，来到了全国人民都向往的地方——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在亲戚的陪同下，参观了故宫、天安门广场。首都，多么神圣、庄严。次日，亲戚帮我准备回程行李，发现我包里有一纸卷，打开一看是我在这个假期临摹的一些连环画，教师出身的他就问我是否喜欢画画，我很肯定的回答“是”，他说那么等放寒假他回合肥给我介绍一位老师。按约定，转年春节期间认识了老师，看到老师家中有许多关于绘画的书籍、画册，真是好生欢喜，充满渴望。
1976年高中毕业，我因胳膊有些残疾故留在城里没有下放农村插队。在家画画成了我的主要事情，因为画画又认识了很多画友，对画画越来越着迷，可以说，那时有点废寝忘食。因为喜欢上了画画，我把我养了几池子的金鱼全部换成了画画的书籍，每天捧着这些书，犹如捧读圣旨，它们为我指点迷津，从中解除了不少疑惑。毕业后没几个月，街道办事处给我安排了工作，记得我把工作第一个月所领的工资全部拿出来，又骑车几十里地买回一卷绘图纸，这是画素描最好的纸了，那时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素描纸。晚上一帮画友聚在我上班的办公室里画画，聊天谈人生谈理想。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这一批年龄相仿的画友没敢报考，因为比我们大一些的画友画得太好了。等到78年高考前，经老师介绍，我们几人带着画作去了南京、杭州找美院的老师给予指导，他们看了我们的习作一致认为专业肯定没问题。我们回来后认真地填报志愿，把习作包装好寄到所报的院校，结果这些认为没问题的学校一个也没给我们准考证。记得那年安徽师范大学分校录取了我，但不知何故被取消了。这年考学是名落孙山，当时，还传出这么一说：画画不要跟这帮人在一起，因为不对路子。但我们画画的劲头不减，一边工作，一边画画，一边准备文化课，日复一日。
1979年4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合肥设考点，我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参加了考试，7月底，居然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第一时间赶回家向母亲报喜，因为几年来学画画，工资收入从未见补贴过家用，倒是她老人家一直支持我。这有个小故事：考学前，书店中在卖一本部队画家画的长征写生集，对当时的我们来讲价格比较高，相当于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我的几位画友家庭条件都比我好，但他们的家里都不同意买此画册。我同母亲说了此事，母亲说只要需要那就去买，等我买回来后，我的画友们那个好生羡慕。母亲已经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1999年，我母亲去世，那天晚上我守着她一夜，好像和她说了一夜的话。天亮了，我告诉母亲：我自79年考学离家，我便是风筝，线一直在您的手上攥着，牵挂、思念……这下您走了，线断了，我的泪水再次涌出……母亲在世，她是我的精神支柱，因为她全力支持我从事绘画，母亲离世，也就只有艺术为我的神圣支柱了。
那张薄薄的纸片上烙着深深的字迹：“你已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特种工艺系录取。”当时还以为今后学的是牙雕、玉雕呢，后来才知79级重点培养此专业。8月中旬，正值酷暑，那天还在正常上班，突然通知我说，北京来了两位外调人员找我谈话，等见了面才知道他们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因为有人写匿名信，当时根据中央精神，在全国展开“拨乱反正”，故工艺美院派人亲自调查，他们从我的工作单位了解到，我的工作表现都没问题。入学前临走时，单位为我举行了很隆重的送行仪式。后来，据说大家奔走相告：仁爱巷出人了，有的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有的考上了北京大学，还有我考上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我们这批画友10多人，这年都以优异的成绩被不同的学校录取，激动、兴奋、欢乐荡漾在那天的逍遥津公园的湖面上，以致于我们在嬉闹中不慎打翻了小船，又纷纷落入水中狂欢的场面，令岸上围观的人群备受感染！
9月的北京那是个非常绚丽多姿的季节，入学后，特种工艺系的老师几乎都是刚在北京国际机场完成大型壁画的先生们，当时这组壁画震撼了画坛，轰动了全国，他们载誉归来，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环节中，我们倍感幸福——权正环老师的严谨要求；范曾的线的艺术， 一丝不苟；萧慧祥的错位互补；祝大年的重彩渲染；侯德昌的皴、擦、点、染；杜大恺、王怀庆、刘永明等少壮派的突破性教学；袁运甫的公共艺术创作与实践……太多太多。
1980年，我们随张仃老院长和前夫人陈步文去房山十渡写生，那时看着他采用焦墨语言，360度三点散点采景的浪漫方式组合在一张画面上，给我在以后写生的观察方式上奠定了坚实的方向；范曾先生授课时，无论是写生，还是临摹课桌必须干净，墨盘、毛笔摆放有序，要求我们要心如秋月般的状态，肯定而自信地去放笔直取。
1982年毕业前夕进行艺术考察，我们班分两组，一组去舟山群岛，我们这组随吴冠中、袁运甫先生去浙江石塘写生，两位先生真是身先士卒，每天比我们还刻苦，顶着烈日两周身上都晒除了水泡，画出了大批的写生，我的内心真是非常钦佩。我那时担任班长，除了自己画画外，就争取照顾好两位先生的生活。后来没有想到两位先生要我专程陪同他们去茅盾的故居乌镇写生，作为一名学生是多么荣幸！晚上，我们从苏州坐船要一宿，第二天早晨才到，上船后才知道都在底舱，底舱除了人员拥挤，还有老乡携带的家禽、家畜，整个底舱就像个农贸市场，脏、乱、挤，空气污浊，我马上去找船长说明情况，船长说此船没有别的座位，后来在我再三要求下，船长同意安排两位先生到他们的驾驶舱休息。第二天到达乌镇，两位先生都说昨晚休息得很好，便拿着画具直奔矛盾故居写生去了，他们不知疲倦，头顶草帽，又从老乡家里借来桌子铺上整张高丽纸，在茅盾故居前，专心致志，画了整整一天。看得出两位先生对茅盾先生的崇敬之心。事后多年，每次有机会见到吴先生，吴先生总是把当年去石塘和乌镇的事挂在嘴边，直到2009年在国家大剧院参加袁先生画展，吴先生见到我又提起，90多岁高龄的老人，他的记忆中对师生情谊都如数家珍。吴先生仙逝后，我书写了“导师身去，艺魂永存”的挽联，以表我对导师的缅怀之情。
在我的艺术道路成长过程中，离不开老师们的关心和帮助，在这儿再次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983年毕业，分配到天津。当时吴冠中、袁运甫、范曾都把我介绍给天津的有关方面，以便有个好的安身之处（天津美院）。未果后，去了天津建筑设计院。当时，只想一心画画以便投入到转年的国庆大展创作，我画了天津的历史题材《火烧望海楼》，故事大致是描写外国天主教堂残杀很多儿童，激起民愤，市民们一把火把望海楼教堂给烧了。没想到这个作品在展览上获得了一等奖，天津美院一纸将我调至学校填补教师岗位。《火烧望海楼》由天津美协推荐全国美展，因有人说此作品题材不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尽管多票通过也被拿下。当年吴冠中先生提出“形式决定内容，还是内容决定形式”在美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1990年有个机会回到北京，我又回到了母校，回到我曾难以割舍和我成长的地方。1996年我把几年来画的白描写生拿出来展览，当时安徽出版社来人看到后让我出本画集，我和编辑说线描是工艺美院的看家东西，有许多教师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在我的提议下以老、中、青三代人为基础，张光宇、祝大年、张仃、吴冠中、袁运甫、刘巨德、杜大恺、王玉良等一批先生们的支持下，编辑出版了《当代名家线描画库》。事后，有人说此举是给工艺美术学院的“看家本领”作出了很好的概括、总结和宣传。除了教学外我编写了大量的教材和参考书籍。2000年后，重新审视自己，想要把教学再提高，努力使自己转为研究性、实干性的艺术家。
装饰艺术自古以来是伴随着人类进步而形影不离，它所形成的法则与规律是传承与创新的概括和总结。尤其近30年的改革开放，探讨民族的艺术精神与西方近百年的艺术经验，进而在新时期下艺术上实现新的创造。当下“装饰艺术”的包容性、公共性、民族与外来的融合性，加上个人审美趋向性与创造性是当今文化进程的主流，这就奠定了中国当代美术与设计的坚实基础。传承与创新这个课题是需要我们为之而付出终生精力与劳力。
绘画创作在继续，苦恼、思索将伴随。绘画艺术到底是什么？当今科学都在反思，正与负、方与圆，A的根是冥，相反A的冥就是根，绘画艺术是多元、自由的，今天可能有人是用雕虫小技，喧嚣一时，虚伪弄世，那也就是个小脚女人走不了多远的路。
编辑：余 敏
